皮艺军教授分析：李成文这个案子很有代表性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，还要从法律社会学和犯罪学的角度加以解读。我认为要问李成文稽查烟花的动机是什么？告发李成文的人的动机是什么？政府六单位对他的公司强拆的动机是什么？李成文成立打非队，有自己利益的考量，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，他希望能够归整这个行业的秩序，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，他自己本身公司也能够存活下去。反之，正是因为他干烟花销售这一行，他在稽查中才有条件有能力准确识别非法销售的公司和车辆。
所谓的证据提到的那几次稽查行动，行动每次截查后都报了警。报警行为说明了他的动机是正当的，说明他从事的活动是公开的，没有见不得人的目的。行为只要是公开，显示了李成文相信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，也说明了他的行为在警方看来是符合公共利益的。报警意味着他把他自己的和他人行为的性质放在法律面前，交给警察去裁定，交给警察去作出处理。如果证明了他行为性质正当准，寻衅滋事等四项罪名便不能成立。
公民对非法行为是有主动干预的义务的，李的公司虽然不是专门的稽查公司，他也没有执法资格，但他和他的员工行为受到社会和官方认可。李本身有稽查证书，从他曾任党支部书记的经历和受到的嘉奖，应当会拥有一种驱使着他做公益事业的动力。他的稽查行为可以跟公民个人见义勇为行为挂上钩，见义勇为有民法法律的规定和保障，民法183、184条对这种行为作出法律保障。这种类似于见义勇为的稽查行为是有法律特征的：从主体看，他们不是负有法律职责的一批人，而是公民个人，是自然人。所以不要纠缠李是否执法的问题。二是客体上看，国家、个人、集体财产或人身受到安全的时候，李见义勇为，符合见义勇为的要件。他积极主动，针对一种恶的或者不法行为的干预，他的拦截行为就是一个干预。李是在社会可能遭受侵害的时候介入的。阻止那些带有非法烟花爆竹的汽车在公路运输，不单是维护经济秩序的问题，而且是保障社会公共安全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这个行为的性质就跟见义勇为挂上钩了。这些卡车里装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土豆白菜，是危险品，不管它是炸药还是火药，它是威胁公共安全危险品，制止这些危险品的运输就是保障社会安全。真正危害公共安全的是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，李的拦截行为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的，受到了安监部门的肯定。
从本质上看法院判决是本末倒置的。四个罪名基本都是按外在形式而不按内在性质认定的。包括犯罪集团，因为有一伙人参与就变成犯罪集团了。假设只要一个公司的员工一块讨薪，很可能被定成黑社会。不要简单的从形式上，一定要看到这些行为的目的和性质。李成文的行动，包括跟他一起受到处罚的这些人，可以看作是一种公益行为，他们从中没有发现任何不当得利，应当看作带有见义勇为的性质。
李被起诉可能与他得罪了两方面的人有关，一个是跟政府在赔偿问题上产生了冲突，再一个就是跟那些运输销售黑货的公司有利益冲突，是不是这两方在合力绊倒他？值得怀疑，最起码这两个矛盾冲突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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